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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變成了“被觀看”的人？VR電影看與被看的權力“逆轉”

來源：北京日報 ? 2021-10-26 15:25:09

第十一屆北京電影節主單元結束后，《盲眼女孩》《變遷》《2001太空漫游》等14部VR短片在首鋼園開映。對于VR與電影的關系，學界業界多有討論。支持者認為：VR的沉浸感、交互性和構想性，能夠極大程度擴展電影的創作及感受邊界;反對者則以電影需要的邊界感和封閉性以及觀眾觀影所需的安全感和低代入感為由，反對VR的入侵。盡管2016年并未如擁躉者所期成為VR元年，但VR電影的創作嘗試如今已遍地開花。

“看”的權力屬性

《家中的劊子手》在首鋼三號高爐水下展廳上映，是筆者觀看(或曰“體驗”)的第三部VR電影，該片曾獲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VR電影。電影以一盒火柴開始：我必須通過操縱手柄，用虛擬的手擦亮火柴，降落于房間。房間中有三扇門、一扇窗和一個地下室，每一個空間的門都可以推開，觀眾可以操控手柄，無限靠近以觀看屋中的陳設、裝置、人的一舉一動，有趣的是：房間里的人最終會看見你的看。

“看”在電影中的重要性怎樣強調都不為過。傳統敘事電影約定俗成的原則之一是：攝影機必須自我隱藏，以營造“做夢”一般的環境，在這樣的前提下，角色不能直視鏡頭，否則觀眾將意識到夢的虛構性。盡管不少電影作品已經試圖打破這樣的慣例：新浪潮代表作《四百擊》的著名結尾，年輕的安托萬跑出禁閉室、跑過操場和矮叢林、跑到沙灘上，看了一會兒大海后，看向了鏡頭，鏡頭拉近而后定格，眼神中滿含對觀眾的詢問：“在家庭、學校、社會都將我拋棄后，我還能往何處去?”觀眾感受到切膚的無力和一種同為加害者的愧疚。但在多數的電影中，作為觀看者的觀眾占據了絕對上風的地位：安全地觀看角色的一舉一動的同時，藏匿于黑暗中，不用擔心被發現或冒犯。此外，電影創作的另一“潛規則”是：“看”的歸屬往往意味著權力所屬，這也是為何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勞拉·穆爾維敏銳揭露女性在電影中遭受的三重凝視：男性演員、男性導演、男性觀眾，這使得她們成為了絕對的客體和被壓迫的對象。所以，凝視的權力一定程度意味著行動權、主動權、施行權。

看與被看的權力“逆轉”

《家中的劊子手》的有趣之處在于：一方面，它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看與被看的權力“逆轉”——觀眾被劇中人“觀看”，這意味著觀眾必須同時思考“看到的”與“看本身”;另一方面，比單純觀看更進一步，觀眾被轉換為行動者，參與其中。

電影片名來自卡爾·桑德堡的詩句：“當一個劊子手下班回到家中時/他會想些什么?”電影并未給“劊子手”具體所指，它因而可被指涉為造成片中人局面的看不見的“大他者”。故事設定類似希區柯克的著名影片《后窗》：受了腿傷的男主角透過自家后窗，窺得鄰居們的一舉一動。《劊子手》中，觀眾得窺房中每一空間。進入第一個房間，是一個與父母同住的年輕人，偷雞摸狗似的在被窩里自瀆，又百無聊賴地走出房間。第二個房間，父親進入屋里尋找女兒，他敲敲地板又佯眺窗外，作焦急狀，衣柜中的女兒突然跳出，二人哈哈大笑，玩耍起來。然而他們“看”到了我，女兒趕緊躲入衣柜，而父親在我面前“砰”地關上了門;第三個房間，試圖從老婦手指上偷走金戒指的年輕護工在看到我之后落荒而逃;第四個房間，戰爭中慣于躲藏的老人在亂七八糟的防空洞里翻出了一臺唱片機，轟炸聲中的音樂和緩、靜穆甚至有些浪漫，老人在發現我的窺探后竟安然睡去;第五個房間，極權下，偷偷藏書的黑人孕婦，在聽到危險的砰砰敲門聲后選擇自殺，跳下窗前的最后一眼，望向我，緊接著我站在房中間，手里多了一盒火柴，門外是愈發激烈的砸門聲，才意識到：她選擇赴死，但希望我燒書自保。火光燃起的近乎“華氏451度”式的時刻，我幾乎難以分清虛境與現實，震驚難以言表。

被片中人發現意味著：我被迫同時思考“看到”的內容和“看”本身這一行為。影片呈現了幾種不同的角色“被看”反應——日常生活被偷窺后是理直氣壯的憤怒，犯罪被暴露是顯而易見的受驚，而老人的反應最耐人尋味：僅僅怔忪一秒，然后繼續睡去——在戰爭中，轟炸、暴力、死亡變得日常，當生命中再沒有什么可以失去之后，小小的“被看”都算不得是冒犯了，此時觀看成為了入侵生活的暴力之一，它因而變得稀松平常。這進一步指涉了更嚴峻的未來：權力的日常化可能帶來的后果——慣于權力。同樣，觀者會反思幾次被“看”的心態：把犯罪者嚇跑后是正義感萌生的洋洋自得、打擾父女玩樂是心生愧疚、而與老人對視則是相顧無言和無力。

因應流媒體危機和家庭影院的VR電影

觀看之外，我們繼續討論“體驗”。在第五個房間中，看到女人蹣跚踱步時，首先獲得的是常規的看電影體驗：關心她的狀況，同時好奇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接下來，在劇烈的敲門聲中，她發現那些書本藏無可藏，于是推開了窗，同時凝視觀眾，這一刻我們感受到的是被求助的連接感和死亡即將到來的無力感;然而還未來得及繼續反應，“我”化作了“她”，成為房間中被敲門聲驚嚇的主角：女人在是否燒書自保的選擇中決然跳下樓去，而我若想離開房間，唯有燒書這一個選擇，甚至“我”都來不及想那么多，驟然升起的求生本能讓我不假思索地擦亮火柴。緊接著，火光燃起，紙頁化作灰燼。置身其中的時刻讓我失去行動的思考能力，離開房間后才清晰意識到：在很多絕望事件發生的時代，個體幾乎別無選擇，因而黑人女性的一躍而下驟然變得格外崇高。至此，我先后經驗了作為觀眾的看、打破第四堵墻的互看、作為片中人的具體參與。

筆者并非抱持技術樂觀主義的觀點，或是為VR進入電影搖旗吶喊，但毋庸置疑的是：技術為電影提供了肉身，技術的發展也每每為電影美學拓延路徑，更重要的是：技術也經常被用以面對電影的危機時刻。20世紀中葉，好萊塢面對電視危機，導演們著力于類型更新，創作更適合影院觀看的各類大片;影院老板在郊區鋪設大量露天影院，以降低觀眾出門觀影的阻礙;發明者也不斷發展新的技術，以3D、立體電影、嗅覺電影等新嘗試，探求昏鏡重明的可能。今時今日，電影急切擁抱VR、5D、電子嗅覺等新鮮技術，未嘗不是對當下影院面對流媒體危機、疫情刺激下的家庭影院沖擊的反應——影院若不提供更加空間性、身體性，即唯有電影院能夠提供的體驗，則很難在諸多沖擊中留住觀眾。

當然，僅僅技術的刺激注定不會持久。相比如何使用技術提供新鮮刺激和經驗，更加困難的，是如何察知與理解人類不斷產生的新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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